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西方舆论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我一直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取决于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特别是如何预测它未来的趋势。

对于“中国登顶论”而言，底层逻辑便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然下降，就像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所经历的一样，比如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不足1％，对应的经济增速为2％左右。因此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降至2％以内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很难维持比较高的水平。这样的判断基于过往历史，认为中国必将加入“低增长阵营”，加之中国经济本就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更增添了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

因此分歧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没有可能在已经下降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达到2％，甚至更高的水平，实现“V型反弹”。

我认为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途径，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V型反弹”，并且认为有足够的积极因素支撑这一判断。比如对于现有产业而言，通过技术转型、能源转型，可以实现“再工业化”；再比如未来还有很多投资机遇，诸如新基建、民生等领域，这些有效投资也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然，要将这些因素的作用充分发挥，从理论变为现实，依然存在挑战，但这不妨碍证明中国在面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时有系统性的应对方略。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声称的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挑战？

刘俏：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强调的一种论调，按照他们对于“产能过剩”的理解，难道出口就意味“产能过剩”？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日本汽车业八成市场在海外，不能据此判断日本汽车业存在“产能过剩”。

目前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更多针对“新三样”而言，中国产能占比全球确实比较高，国内市场无法消化，企业之间“卷”得很厉害。但是能源转型是全世界多数人的价值判断，甚至在中美分歧如此之大的当下，在应对气候议题时两国比较理性的主流观点依然比较契合。中国只是在这方面的投入比较早，而且已经落实到行动上，指责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难以成立。

当然，我也不会一概而论认为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情况。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供给与可支付的需求失衡时，都可能面临产能过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中国来说，比如投资“铁公基”项目产生的边际价值已经比较小，经过二三十年的高强度投资，这一领域的投资周期已经进入尾声，如果依然依靠投资“铁公基”拉动经济增长，必然进一步带来产能过剩。

但是针对一些新兴领域，反而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比如碳中和领域，按照《巴黎协定》的约定，到2050年时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之内，大家认为已经难以实现，甚至认为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度之内都难度颇高，因为其背后需要大体量投资，有数据显示，从2030年开始，全世界每年投入10万亿美元才有可能完成这一目标。按照我们的测算，中国可能需要300万亿元的投资。

当然，我们可能同样需要反思，我们习惯于以“政府+市场”的模式将一个行业迅速做到“内卷”的程度，企业之间彼此竞争，几乎没有利润空间，这对于行业未来持续健康发展也不是一个好现象。政府与企业都应该思考，投资应该更多着眼于长远，进一步夯实核心优势，而非更多着眼于短期内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定价权。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现阶段一些行业的“内卷”？

刘俏：任何产能过剩都是相对于需求而言。我们现在经常讲如何更好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更加强调供给端，认为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二路径。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先立后破，应该“立”什么？我认为任何新兴技术一定有其应用场景，在“立”的过程中也要考虑需求端，对于有效需求进行预判，另外也要考虑做好哪些事情可以更好地释放有效需求。目前对一些新兴产业的投资策略不一定特别合理，主要原因也在于供给与需求之间可能存在不平衡，我们在进行修正时也需要考虑从需求端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